论冯友兰之智慧学说

   冯友兰认为,知识是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研究,求精细。智慧则以宇宙整体为对象,求穷通;知识重冷静、客观,智慧则不仅求理智的了解,且求情感的满足,是一种人生的学问。哲学应该从“正的方法”入手,以“负的方法”结束,以达到哲学之顶点,这一顶点也就是人类精神的自由之境。
   智慧 方法论 自由之境
  中国哲学史上,大多数哲学家肯定了智慧的可能性,并积极建构智慧学说体系,冯友兰也不例外。在他看来,哲学是对人类精神活动的认识以及对这种认识的认识,这也即是智慧。哲学不仅认识宇宙,而且反思自身,在认识宇宙与反思自身的过程中培养理想的人生境界。
  知识和智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古老而常新的问题。而智慧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一种形式,是在和知识的对照中显现其特征的。先秦时期,《老子》通过对“为学”与“为道”关系的讨论,在一定程度上接触到了“知识”与“智慧”的问题。宋明理学讲“德性之知”与“见闻之知”,认为见闻之知只能“梏其心”,使人得不到真正的自由,而德性之知才能使人“体天下之物”。佛教更是主张“绝圣弃智”“离形去知”,消解世俗智。总地来说,冯友兰关于知识与智慧的关系,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,即“超越”。他认为,哲学的概念与科学的概念不同,一种科学所说的是关于宇宙中一部分事物,而哲学所说的是关于宇宙之全体。可以说,知识是关于行下之学,智慧是关于行上之学,智慧的得到有赖于知识的积累,但又必须经过量变与质变的过程,智慧是知识的质变。形下重分,形上重合,知识是对世界作分门别类的研究,求精细,智慧则以宇宙整体为对象,求穷通;知识重冷静和客观,智慧则不仅求理智的了解,且求情感的满足,是一种人生的学问,需整个人格来担当,它内在地具有知行合一的求,而有如“道”的得到须借助直觉体会,智慧也是不可思议的,但对于这个不可思议者又必须思议,这就涉及到了行上智慧如何能得的问题。
  从认识论、方法论的角度来考察智慧之可能性,就触到知识与智慧的转化,智慧如何能“得”的问题。如何能得,主是理性直觉和理智的关系。在中国哲学史上,对于直觉和理智的关系,占主导地位的是“为道”,老子的“为学日益,为道日损”,意谓为道的人太多了,直到无人谈虚论道了,而“道在物中”,大家都搞物,都为我、为道,所以我“无为而无不为”。“为道”即直觉,对整体的把握,只有为学才能达到为道,离开具体的事物讲抽象,道就不存在。按老子的观点,智慧的得到是一种“顿悟”。是一下子把握整体,不经过中介。他是从“破”的方面,以无为之道,以理性的直觉最终得到智慧。
  冯友兰在纠正中国传统哲学忽视形式逻辑方面做了大量工作。他们从西方引进了现代形式逻辑和逻辑分析法,同时他也意识到了逻辑分析法在把握形上智慧方面的局限性,例如,对于“道”的把握,就必须与直觉体验相结合。所以,他尝试了将逻辑分析法和直觉体验二者相结合。关于哲学的方法论,冯先生认为形而上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的方法,一种是负的方法。正的方法的实质,是说哲学的对象是什么;负的方法的实质,则是不说它,因为有些哲学的对象是不能说的,很难用日常用语表达清楚,但哲学又必须表述,对于不可言传的东西,哲学家只能说它不是什么,或者用其他方法来暗示、烘托。
  冯友兰认为,西方哲学所使用的方法是正的方法,中国哲学的语言表达方式则是负的方法。他认为,中国哲学家认为哲学的对象是很难用语言概念来表达的,因此不能用西方的那种方式来理解哲学,而应该用否定的,或是其它启示方式来间接地表达那不可表达的东西。他指出,中国古代的哲学著作比如《论语》《老子》采用的都是寥寥数语的语录和简洁明了的名言隽语、比喻例证等来表达最高的哲理。正因为如此,中国哲学家的著作表面上显得零散不成系统,语言不够明晰,较少概念化,然而这并不表明中国哲学就不叫哲学。相反,中国哲学著作中的对话、名言隽语、比喻例证等等,正因为明晰不足,所以才暗示有余,前者从后者得到补偿。他指出,构建形上学应该从“正的方法”入手,以“负的方法”结束,如果它不终于负的方法,它就不能达到哲学的顶点,但是如果它不始于正的方法,它就缺少作为哲学的实质的清晰思想。但是,由于“负的方法”是一种靠理智的直觉对不可思议、不可言说之形上学的领悟,所以是不可言传的。因此,冯友兰虽然非常推崇“负的方法”,但是在其学说中讲得最多的还是逻辑分析法,用得最多的也是逻辑分析法。“新理学”的形上学正是用此种方法构造而成的。
  形上智慧不仅有理论的品格,还有实践的品格和存在的特征。这种把对天道的认识和人的存在合而为一,即是智慧之境。在天人合一的智慧之境,天道和人道是一气贯通的。李商隐有两句诗“永忆江湖归白发,欲回天地入扁舟。”意谓他年老时可以带着整个世界进入一只小船之中,退隐居于江湖之上。这整个世界就是他的精神世界,包含了他对于整个宇宙生命精神生活的理解与体会,这种理解与体会就是对于人类精神的反思。所以,当与整个宇宙生命的精神世界融于一体时,他也就是真正获得了自由。中国人常说人有“安身立命之地”,这个“地”就是人的精神之地,是人们自己寻找的自由之境,有了这个地,人就可以安然自若的生存。冯友兰哲学的一个重内容就是通过对人的本质,人生价值的思考从而寻求人生的自由之境。这种哲学能使人的精神或能“经虚涉旷”而“廓然大公”,这也就圣人的境界。所以冯友兰执着地认为,哲学讲的是“使人成圣人之道”的学问。
  对超乎现世的追求是人类先天的欲望之一,与基督教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外在人格化的神灵不同,中国儒道佛哲学的超越意识,是将超越的对象归属于内在的心源。所以,中国哲学的智慧是追求内在的,而非外在的超越,并不需脱离现世的世俗社会。这种超越智慧叫“即世的超越”,“它既入世而又出世”。如果说有彼岸天国的话,那么彼岸就是此岸,天国就在人间,就在人心。正所谓“不离日用常行内,直到先天未画前”。中国哲学的超越意识是真正的哲学意识,它不同于西方的宗教的超越,它不是宗教的,因为它是哲学的。在哲学里满足了对超现世的追求。冯先生把中国哲学所追求的超越境界称作“天地境界”,“天地”即“宇宙”,“天地境界”也就是“知天、同天、事天、乐天”,与“宇宙”合一的境界。这种中国哲学儒释道共同追求的境界,也是儒释道哲学的根本主旨所在。
  总地来说,哲学有两方面的作用,一是锻炼、发展人的理论思维的能力,一是丰富、提高人的精神境界。它的内容是人类精神的反思,方法是理论思维,作用是锻炼、发展人的理论思维,丰富、发展人的精神境界,为人寻找自由之境。
  
  参考文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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